论走西口移民与晋陕蒙毗连带文化圈的形成论文-欧洲杯线上买球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魂“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刘忠和教授在《西口辨》一文中将其归纳总结为:(1)特指说，即特指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或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2)泛指说，指张家口以西可以进入内蒙古地区的长城沿线各口;(3)变迁说:西口最早指杀虎口，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归化城的经济、政治地位凸显，归化城成为西口;(4)概指说，西口大致在黄河山西河曲、保德至宁夏段的各个渡口。综合以上诸说，刘忠和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口”是产生于清代中后期的俗称名词，其只有一个历史地理对应地，既不是指长城上的哪个口子，也不存在变迁“西口”只是归化城的俗称。

　　该观点由于有一定的史料支撑，一度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到2009年《西口文化》第6期刊登式莫勒先生的《归化城非“西口”考》一文，对“西口”即归化城这一观点予以反驳，并对“西口”泛指说、概指说以及演变说都予以否定。其有力证据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萨拉齐地方刊刻的《破迷醒世》一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西口萨拉齐忠信堂存板”。据此，式莫勒先生认为“西口”就是杀虎口。之所以出现“西口萨拉齐，“西口归化城’“西口包头”等称谓，是当时的一种习惯用语，正如今天所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包头”等，“内蒙古”只是限定语而不是等同讯“西口萨拉齐’“西口包头”只是“西口地域”的萨拉齐、包头，至于“西口地域”则等同于习惯上所说的“西口夕「，“大体相当于清代的归绥道、民国的绥远地区”。

　　对于“西口”所指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无论“西口”在哪，“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成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运动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走西口”的原因学者们讨论较多，意见也较为一致，主要从自然原因、人地矛盾、农牧互补、边境安定及商业贸易等几个方面论证。走西口移民基本沿东、中、西三路行进到达蒙古草原，其中西路从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北上，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中路从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出长城，穿越准格尔旗、达拉特旗，过黄河到包头;东路从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等北出长城，大多为商队雇佣，当脚夫或拉骆驼。

　　“走西口”移民运动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在晋陕蒙毗连带①，由于相近的地域、相似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使蒙汉各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具有共同方言、相同戏曲、相近生活习俗以及相似信仰习惯的文化圈。

　　一、共同的方言

　　方言(1a1h1pct)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语言发展不平衡j险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变体。本文所探讨之方言为晋陕蒙毗连带的地域方言。

　　内蒙古地区汉族以东部、西部为亚文化分类，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东部)汉族以闯关东后裔为主，语言文化习俗接近东北三省，使用东北官话居多;中西部(锡林郭勒盟西部至巴彦淖尔市)汉族以走西口后裔居多，使用晋语(当地称此地话)较多。晋语由山西人走西口传入，在内蒙古中西部影响较大。晋陕蒙毗连带的方言即以操晋语和陕北方言为主。从总体上看，内蒙古西部方言又可分西路和东路两种。西路方言以包头以西，包括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等地为主，受陕北方言影响较深;东路方言以呼和浩特市为界，包括乌兰察布市等地区，受晋北方言影响较深。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绥远地区的汉族人最初大都来自山西，而其中“尤以晋北各州县为繁，j准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局，则颇多陕西、河北两省籍者，其他各县，几全为晋民 }}“至各族人民错处一方，接舍连田，习居己久，其于礼俗、生活、语言等，故不无互有交融之处”。绥远省各县的汉儿“其始均属寄民，追后渐变而为土著，所操语言，虽历年久远，其音调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口外旧为五厅，即归、萨、托、和、清是也。今稽其城乡大户，历世较久者，则多为晋北各地人最初占籍之户。故其语言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不出晋北各州县之范围。民放(汉放)

　　20世纪，张清常先生对内蒙古地区方言分布作了权威性的研究，得出了颇具价值的结论。他说“自治区中部、西部四五十个市、旗、县、镇的汉语方言，则属西北方言，接近山西话及陕西话··…”;‘所在地区大致西起巴彦淖尔盟、东迄乌兰察布盟。以巴彦浩特、包头、萨拉齐、呼和浩特、丰镇、集宁等为代表”，构词法的特征“大致与陕西晋北方言相近”。其中包括:词素颠倒，如紧要、膀肩、月甫胸、才刚;名词的词素重叠，如山坡坡、门洞洞、树叶叶、水壶壶等;特殊地加“子”，如马子、驴子、骡子、盘子、蝇子、肺子、嘴唇子;屹字词的繁多，如袖屹桶、屹达、屹蛋、屹头、屹嘴、屹顶、屹桩、屹台、屹塌，屹洞、屹渠、屹壕等。[5]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相似，在陕北方言中，屹字词的频繁使用也是其一大特点。如陕北方言台阶叫“屹台”，不直叫“屹柳”，此外还有屹狱、屹枝、屹生、屹赤、屹梁、屹洞、屹楞、屹钵等。陕北方言也经常用名词词素重迭的词，如绿茵茵、干巴巴、齐争争、慢腾腾等。这些方言的构词法和内蒙古中西部方言极其相似，可见二者有极大的渊源关系。内蒙古西部方言属于我国西北方言，其地域范围和学者们探讨的西口文化区域基本一致。正是走西口移民将晋北、陕北方言带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得该地区与晋北、陕北共同构成我国西北方言区。

　　二、相同的戏曲

　　晋陕蒙毗连带除了有极其相似的方言外，还流行有共同的地方小戏和曲艺。其中二人台是广受内蒙古和晋北、陕北人民热爱的艺术形式。民间有句谚语:“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樱桃”。表明二人台艺术是内地人民走西口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主要描写走西口移民的生活疾苦和思乡情思，深为蒙、汉人民所喜爱。除二人台外，流行于晋陕蒙毗连带的民歌更说明该地域文化的相似性。流行于晋陕蒙毗连带的民歌具有极强的一体性。其一体性首先表现为该地域民歌的称谓有互称现象，即流行于晋西北的“山曲”、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爬山调从民间的称谓上有时互称，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晋北有人把山曲叫“爬山调”;信天游在神木、府谷一代叫“山曲”;内蒙古的爬山调也被叫作“山曲”“曲曲儿”“曲儿”。 除了称谓上的相似性，该地区民歌无论从形式结构、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还是歌词内容都有相似j险，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民歌体。

　　形式结构上，一般都采用两句一组，构成两行一段体;若干段连缀起来，形成篇幅较长、情节完整的歌曲。晋陕蒙毗连带流行的有名曲目如《走西口》《兰花花》《三十里铺》《绣荷包》等都属此种类型。表现手法上，习惯运用夸张、反复、排比、重叠、对称等。在语言共性上，则经常运用毗连带地域共同方言，如红火(热闹)、阳婆(太阳)、搭伙计(找情人)、刮野鬼(在外流浪)、音兄(角落)、眺(看望)、孤哨(孤单)等。从歌词内容看，该地区特有的荞面、筱麦、胡麻、山药蛋、沙蓬、红柳、二饼子牛车等是经常出现的词汇。正是由于晋陕蒙毗连带民歌的极大相似险，有学者将爬山调、山曲、信天游称为艺术上的孪生三姐妹“山曲、信天游、爬山歌好像黄土高原一个母亲所生的三姐妹，只是出嫁的地方不同，实际上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三者组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歌圈有其共同的题材来源和表现风格。走西口移民运动正是带动该地区民歌交会共生的最主要原因。有人说:“当年的西口路，是一条唱不完苦情歌、演不完苦情戏的路。这从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爬山歌、晋西北民间的河曲小调中都可以看出，走西口曾是他们共同的主题歌。”

　　除以上戏曲、民歌外，流行于晋陕蒙毗连带的戏曲形式还有晋剧。晋剧，顾名思义，是流行于山西省的地方戏，但内蒙古中西部也是晋剧广受欢迎的地《绥远通志稿》中记载，绥远地区“又有坐腔、小唱两种:坐腔即清唱也，善此者多为(山西)梆子;小唱则歌小曲，本地称为蒙古曲儿，实则歌词内容并无蒙古情事……有酬神演剧之习，或为大戏或为秧歌。’民放(汉放)》)可见，山西梆子和大秧歌一直是三省交界处的`共同娱乐形式。

　　三、相似的社会风俗

　　社会风俗指个人或集体的传统风尚、礼节、习险，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主要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习俗、传统礼仪等等，具体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由于内地走西口移民来源的不同，以其聚集地的不同，社会风尚及习惯也略有不同。光绪《新修清水河厅志》记载:“清水一郡，所属幅员辽阔，至千余里，原系蒙古草原，所有居民并无土著，大抵皆内地各州县人民流寓，而附近边墙之偏关、平鲁二县人为尤多。其风气各就所隶之地以成俗，亦与边外各属不甚相远也……顾以地界蒙古，俗尚质朴，椎野顽钝，尚气少通，无论贫富，总以勤俭为主，或农或商，不事奇技淫巧……锚铣必较，且疾病信祈祷，不贵医药，此其弊也。

　　而《五原厅志略》记载“河套寄居汉民，以本省(时归绥道属晋，故云本省)之保德、河曲二州县人为多，次则陕西府谷县人，再次乃直隶、河南人。”由于受黄河的庇护，有充足的水源予以灌溉农田，因此，该地方民风“获利太易，遇人颇亲。有客过其处者，无论知与不知，必善接之。供以饮食，待遇极隆，不取价值……饮食衣服渐染蒙部习俗，以糜谷、麦面、牛乳、羊肉、粗布为大宗。喜饮砖茶。”

　　从总体看，内蒙古中西部风俗受晋北、陕北走西口移民的影响，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之风与晋北、陕北极其相似。衣着方面，由于晋陕蒙毗连带相近的自然和气候条件，该地区人们衣着简陋，冬天以羊皮御寒，夏天以土布为主。绥远地区衣着朴素，以“羊皮为大宗”，“概为短服”，“有太古之风”。这与20世纪60年代前陕北农民的日常服饰基本相同。饮食方面，按传统一般中国“南人食米北人食面”，但受蒙古族简陋风俗影响，毗连带地区的汉民也喜欢吃糜米与筱面，其中炒米、炒面、奶茶、奶酪就与蒙古族习惯相同。同时走西口移民将内地饮食和烹饪习惯带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晋陕蒙毗连带形成共同的饮食烹饪文化圈。其中手把肉、大烩菜、羊杂碎、炸油糕、刀削面、腌酸菜等传统风味小吃，成为该地区最为流行和通用饮食类型。居住方面:窑洞是最具陕北特色的民居文化现象，其建筑就地取材，依山傍势，冬暖夏凉。同样，内蒙古东南部以及山西西北部居民都有类似的居住法。如《绥远通志稿》记载:“清水河县环境皆山，除城市有少数瓦房外，乡村皆依山挖洞，居住窑房。”这与《山西通志》记载的晋北永和县居民居住情况不谋而合“永和民皆穿土为窑，曲折而入，如层楼复式。每过一村，自远视之，短垣疏墉，高下数层，缝裳捆履，历历可指。礼俗方面，“本省民间一切礼俗，概自晋省传习而来。圆锁之俗，各县皆然……” (民放(汉放)》)陕北、山西西北都有给孩子圆锁的风俗习惯。流行的这种宗教信仰习惯，与陕北地区农村如出一辙。陕北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小庙，但大都不知其宗教承袭。许多较大庙宇儒、释、道交混在一起，人们无论祭祖、求雨、求子、求医等，都就近渴拜，祈福破灾，很少有不同教派之争。这种信仰观念淡薄、多种信仰相互交融的信仰习惯正是蒙古族藏传佛教与走西口移民原始宗教信仰长期共存的产物。

　　综上所述，在晋、陕、蒙毗连带，由于走西口移民的活动和影响，使蒙汉各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共同方言、相同戏曲、相近生活习俗以及相似信仰习惯的文化圈。

　　四、相似的信仰习惯

　　信仰是一种精神风俗，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等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陕蒙毗连带地区既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又受道教、佛教的影响，同时夹杂着内地人民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从而形成了多种信仰交融并存的信仰习惯。自明代蒙古著名首领阿勒坦汗饭依藏传佛教(喇嘛教)后，藏传佛教在草原广泛传撬“走西口”移民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后，由于人生地不熟，精神上极需要寻求某种慰藉和庇护，所以西口地域建起各种神庙，如关帝庙、龙王庙、火神庙、马王庙等。百姓不问佛、道、儒那个教派，有神就拜。“各种宗教思想互相影响、妥协、又相对独立。阴山脚下美岱召从明末至清代多次修缮，把藏传佛教和汉佛教逐渐融为一体，把藏、蒙、汉各族文化交融一体，可为典型的例子。